6月后，又一大波涨价通知来了!而这一次涨价的最重要的导火索来自于化工园区的整治。
2018年4月下旬，随着江苏设区市连云港辖区内的化工厂污染问题被曝光，引发了中央和江苏的高度重视。目前，以化工产业和化工园区为重点对象，沿海沿江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环境大整治行动。直接导致了染料，染化助剂等各项成本疯涨，印染业一再陷入染费染料涨价的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化工园区建设发展开始起步。据中国石化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重点化工园区，或以石油和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共有601家。
而根据2016年底互联网公开信息，对全国50个城市近15年间的化工厂搬迁情况进行查找和梳理后，获得了一份700多家化工厂搬迁的名单。在有明确搬迁新址信息的503家化工厂中，有88%以上的化工厂都选择了搬进工业园。
如今，化工厂从人口密集的城区搬离，并迁入工业园区已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理论上，大量工业园区的建立可以更有效地承接城市化工企业的搬迁，但与此同时仍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1、2018年已经过半，“进区入园”、环保达标已经成为每个印染、化工企业的经营底线。一场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供给侧改革正式拉开帷幕。而另一方面，印染、化工区整体关停也正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底预计化工园区数量将减少100家以上。两者矛盾冲突之下，是否所有政府要求搬迁的化工企业能找到对口的工业园?工业园的入门门槛又是否会拦住一部分有入园需求的化工、印染企业?
2、回顾10年来的化工园区发展，关停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07年至今，已有4家化工区整体退市，千家园区内化工企业关停整治。随之而来的是有机硅、PTA、染料、树脂、MDI、环氧丙烷等原材料的上涨大潮。很多品种甚至有价无货，下游直接关闭生产线。这些关停产能急剧收缩带来的影响如何?
镇镇都有工业园
化工厂搬迁与工业园的建设本就是关联动作。
工业园区的兴起，与九十年代大量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有关，在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江浙一带首先出现。2000年后，随着国家“退二进三”和“退城入园”政策进一步推进，工业园区的建设速度也明显加快。截至2015年底，全国重点化工园区或以石油和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共有502家，而在远离城区的乡镇地区，各式各样的工业园更是不计其数。
从统计各城市数据来看，青岛、武汉等老牌工业城市的工业园区数量都比较多。特别是武汉，很多重要的化工企业都位于市区，政府在规划工业园时在市郊布局了七个不同方向的工业园，供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号入座。2008年，位于武汉东北部的化工区正式挂牌成立，同年便有武汉有机化工厂、双虎涂料等多家企业集中确定搬迁计划开始搬迁。到2015年，随着市区最后一家化工厂外迁，武汉终于完成了三环内无化工企业的目标。
一个城市的工业园有规划于城区周围的，也有在下辖县市、乡镇的。据此对化工厂搬迁去向分别统计可发现，搬迁到下辖乡镇工业园区的化工厂数量占到总数的90%。
相对来讲，城区工业园与乡镇工业园在安全设施与监管门槛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同样影响着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化工企业搬迁方向的选择。
根据“天眼查”信息，将443个搬到工业园的化工厂按照企业性质分类，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搬到城区周围还是下辖乡镇的工业园，民企的比例都是最大的。但搬迁至城区周围工业园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比例均高于搬至乡镇工业园的比例。
近十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相继提出并实施“工业立市，园区兴市”战略。试图通过构建承接国内外产业资本梯度转移的平台，抢抓发展机遇。有些地方为了实现所谓的“筑巢引凤”，要求每一个乡镇都要规划兴建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并将此列入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政绩考核的范畴。这样的“大干快上”难免使得政府对搬迁来的化工厂放松审查和监管，无疑又将产生新的隐患。
建设赶在规划前，走弯路重新洗牌
众所周知，化工产业高产值、高税收，是不少地区GDP及财政收入的支柱，然而在“镇镇都建化工园”的繁荣表象下，规划时的“短视效应”也逐步显现。
和武汉这种对化工行业十分重视的城市不同，一些城市在工业园兴建之初，根本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划，也没有拟定相关规范，工业园建设的门槛很低，很多项目都是匆忙上马，缺少前期规划及环保、法律各方面的评估，导致很多地方出现围个围墙挂个牌就号称是工业园的情况。有些地级市，一个市就有十多家化工园区，更有一个县的化工园区就超过了10家。
然而这样潦草建立的工业园只能给企业提供水电等基本设施，很难达到“1+1>2”的协同效应;更糟糕的是有些工业园不具备排污、消防、应急处置能力，环保要求也往往不达标，甚至有可能发生连环安全事故，这种工业园的存在无疑给整个周边地区带来无尽的困扰。
2015年天津港“8˙12”大爆炸暴露出我国化工行业管理的乱象，给各地的工业园敲响了一记警钟。15年年底，工信部要求各地从城乡、生态和环保等方面重新科学制定园区的发展规划，不少省份开始“忍痛”治理化工产业和园区。
16年5月初，山东省发布数据称，全省共有9069家化工生产企业，规模以下占63%;有199个化工园区，化工企业入园率32.8%。工业园中目前已关闭化工生产企业651家，责令整改企业2157家。
今年1月，我国化工第二大省江苏发布了《江苏省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或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企业安全和环境风险大幅降低。《方案》要求，2018年3月底前，各设区市完成调查摸底评估，发布全省可承接迁入企业的化工园区(集中区)名单;2018年6月底前，各设区市制定上报搬迁改造行动方案;2018年12月底前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0年底前完成(关闭退出的2018年底前完成);其他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2020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5年底前完成。
工业园区提门槛，污染企业去向何方?
尽管化工厂退城入园早已是大势所趋，但在搬迁过程中，小编发现仍有一部分漏网之鱼没有搬到工业园区。这就得从国家政策对工业园环保要求的逐渐规范说起。
上世纪末“退城入园”政策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各地方纷纷积极投建工业园，但其实很多工业园在环保方面的管理十分松散，根本达不了标。
随着环境治理的脚步逐渐加快，国家对工业园的环保要求越抓越狠，导致园区对入园企业环保水平的把控也越来越严格。例如2011年被扬州化学工业园挡在门外的33个项目中，就有23个项目是由于环保不过关被拒。
工业园环保门槛的提高，对其自身的优化无疑是有利的，但换个角度来看，工业园吸纳高污染企业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这些连化学工业园都不敢要的重污染企业搬到园外，是否会对新址附近居民的生存环境产生威胁?
广州重点化工企业的昊天化工就是这样一例。2006年，昊天化工却因为污染严重，隐患颇大，连选两个化工园对方都不敢接收，始终无法成功入园。最终，阳江政府在居民的一片反对之声中，积极促成昊天落户阳江。
搬郊区再搬外市，城市扩张“驱赶着”工厂
也许正如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一样，化工厂在一线城市的生存空间也已经越来越小，不得不向外市搬迁。
在化工厂迁往外市比例的前十名中，一线城市“北广深”占据三席。其实北京的化工厂搬迁从很早就开始了。2004年，北京第一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概念，次年决定将城区内的化工厂搬迁到五环外。如今，昔日著名的北京东南郊化工区已经成了CBD的中心地带，周围满是高档商场和住宅。
大都市的城市定位早已不是“工业城市”，“高精尖”才是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一线城市寸土寸金，房价越炒越高，商住用地都难以满足，根本没有空间留给化工这样占地面积大、污染严重、效益又不算高的行业。
事实证明，把化工厂搬到城市外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北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太快，不到几年化工厂新址周边已经楼房林立，刚落脚的企业只好再一次外迁，在石家庄、邯郸等地再次落户。
其实换一个角度也许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化工厂一直在向城市外围搬迁但“化工围城”的困境一直得不到根治。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爆炸，老城区周边不仅要承接化工厂的迁入，还要接纳市区过饱和的人口，分身乏术。有时候明明是化工厂先来，居民后到，乡镇变城市，却被扣上了“化工围城”的名号;有时候甚至是迁入的化工厂激活了当地的经济，继而形成人口聚集区，演变成居民“与毒为邻”的局面。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化工围城”，倒不如说是“城围化工”。
但从现实角度看，不论是“化工围城”还是“城围化工”，化工厂安全问题的产生和“安全防护距离”的不足都有脱不开的干系。
简而言之，就是规定有安全风险的企业应该距离人口密集、财产重大的地点多远。化工行业作为高危行业，也理应有严格清晰的安全防护距离规范。
环保风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其实，印染化工企业需要的是政策的引导和支持。简单关停企业、裁撤园区，或者转变园区的定位是”堵“，我们更需要的是”疏“——调结构、转方式、优化工艺路线，走循环发展之路。
前段时间的”芯片“危机还在眼前，印染、化工作为基础行业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强，这才是我们印染、化工人真正的担当! |
